2011年初訪廣島，我在平和紀念公園看見一塊峠三吉詩碑，上面刻的是《原爆詩集》的序詩：「把爸爸還來　把媽媽還來／把老人家還來／把小孩還來／把我還來　把那些與我有關的／人還來／只要還有人　還有人的世間／把不會崩壞的和平／把和平還來」。原文僅用平假名寫成，且沒有複雜的文法，容易聯想到這可能是一名兒童的控訴，增加了整首詩的力道。翻譯過後儘管只能犧牲全平假名的效果，一連串簡單明瞭的命令句，依然能讓這些詩句深植異國讀者的心——表面上的零技巧，就是峠三吉在此的技巧。

《原爆詩集》的書末賞析中，詩人沈眠提起了「文學能否再現苦難」這個爭論不休的命題。其實廣島的作家們也曾為了是否該繼續書寫原爆，分別於1952年、1960年與1970年代末進行過三次的原爆文學論爭。

那些試圖描寫苦難的作品若是遭遇批判，多半被說不夠真實，或者太過濫情。濫情確實是寫作者該忌諱的，然而「不夠真實」該是針對文學作品的批判嗎？或者說，文學作品是否該追求真實？

真實可能是毫無情感的，桑塔格曾在《論攝影》中寫道：相較於紀錄片中的手術過程令人畏縮，親眼目睹手術反而毫無不適；真實也可能是暴力的，基於求真而促成的悲劇並不亞於謊言，以真實之名發動的迫害也絡繹不絕。人類的和平與溫情，也許從來就不是建立在全然的真實之上。這並非說我們不該求真，而是不要輕易為真實代言。

這本詩集在台出版之際，社群媒體的書訊中引用了上述的序詩，果不其然有人去脈絡地在下方留言針對日本的仇恨字眼。若是有閱讀這本詩集，甚至只要讀過公開於網路上的書序，就能夠知道作者關懷的對象不只是廣島的人民，而是全人類，大聲疾呼的對象是「可能使用核武的任何角落」。這些人卻因從小被灌輸的仇恨，或是心中輕易斷定的真相，而選擇忽略原爆被爆者與受難者遺族至今如何批判軍國主義，如何批判近年來逐漸右傾的日本政府——這何嘗不是二元論輕易為真實代言的後果。

峠三吉在《原爆詩集》中示範了良好的平衡：儘管他無疑經歷過廣島原爆現場，多數詩作採用的卻是旁觀視角，例如〈火焰〉：「被拉往屠宰場的牛群／摔落河岸／一隻灰色的鴿子／蜷縮著翅膀跌落橋上。／一個　一個地／從煙灰底下爬出來後／被火吞噬的是／四隻腳的／無數的人類。」而〈年邁的母親〉、〈墓碑〉、〈總有一天〉、曾被選進日本教科書的〈臨時包紮所〉等作，則是以母親、學生、少女等他人的視角書寫。這些作品顯然並非詩人的親身經歷，想像力的介入卻也無礙文字所呈現的震撼，也減少了濫情的可能。

詩，作為最常被完整傳遞的文學體裁（我們可以簡述一部小說，卻難以簡述一首詩），比起再現真實，更重要的是如何表現，以及如何表現卻不濫情——關於這點，《原爆詩集》可被視為模範之一。

（本文經原作者「煮雪的人」授權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