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改變我們的詩——鄭聿、林禹瑄、曹馭博三方對談

作者：廖祿存／攝影：達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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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31

報導／人物

生活改變我們的詩——鄭聿、林禹瑄、曹馭博三方對談

逢旅歐多年的林禹瑄返台，跨出版社籌辦了一場分享會，讓平日各在一方的三位創作者聚首，談談如何看待生活（居住移動、職業換置等等現實）與詩之間的連動關係。

Q：從第一本詩集至今，生活有了什麼顯著的改變？

林禹瑄：當年在X19的比賽中脫穎而出後，獲得了出版詩集的機會，《那些我們名之為島》出版時，還在讀牙醫系一年級，從那之後，換了兩次職業，也換了一個國家生活。
牙醫系畢業後，因為不喜歡當時的工作，又覺得要在原生地做出改變比較困難，衡量自己懦弱的個性後選擇出國。（鄭聿：選擇一張機票出國不是更需要勇氣嗎？）那時候讀了《賈樟柯電影手記》，有個想法影響了我——「留下來最需要勇氣。」所以我選擇離開，到了無法過第一志願人生的集散地——布魯塞爾（純粹是簽證的便利性成為浪遊者的第二選擇）。在比利時成為了一位獨立記者，因喜歡寫作又必須養活自己；但是對於文學還是存在著想像，儘管已經沒有過往的強烈分享欲望。
剛好在抵達生活的谷底時刻，收到二十張出版表達出版詩集的意願。
曹馭博：第一本詩集《我害怕屋瓦》出版後，達到人生的一些目標。雖然從大學詩社開始持續創作，一直到二○一七年得到林榮三文學獎時，才覺得自己寫的是「詩」。得文學獎、詩集出版、臺灣文學獎蓓蕾獎，一切接踵而來，讓我誤判了自己，也得罪了許多朋友……。詩集出版後，家人陸續生病，下坡狀態的家中經濟，更雪上加霜，得獎獎金都用來幫助家裡。並且，開始過著沒有詩的生活，我找了一份內容農場的編輯工作，過得很痛苦，為了錢還是撐了一陣子。有一天，爸爸突然問我有沒有繼續寫？他認為我在創作狀態裡比較帥。事實上，第一本詩集達成許多成就後，當下覺得可以去做別的事了。後來疫情來襲，加上辭職的緣故，趁機整理出《夜的大赦》。
鄭聿：記得首部詩集《玩具刀》的分享會很緊張，因為從一個讀者的身分轉變為作者。平時我是比較害羞，比較不願意跟人家交談的人，沒想到就此改變。以前常覺得很多詩人怎麼沒有繼續寫，是因為工作嗎？工作怎麼可能讓一個人沒辦法寫東西？直到寫第二本《玻璃》，思緒漸漸簡潔，覺得不太需要透過創作說出來。二○一七到二○二一經歷了好多社會事件，但我的創作跟社會的聯繫比較少，直到二○二二年離職，覺得應該把時間留在自己身上，創作是我擅長的事情，並且想為自己留下什麼。部分原因來自於成名的焦慮，以及自我的再定位，把創作當作生命的擋箭牌。接下來想寫跟台灣更相關的作品。
最近把《玩具刀》刪去一些詩後修改為《玩具鞘》（先發行電子書，二○二五國際書展時會有紙本書），至於為何是刪掉而不是修改？原因是以前寫得太枝節了，如果改成現在的東西，那就不是第一本詩集了。初衷到底是什麼，真的難以回想。

Q：如果生活是詩的養分，如何讓創作回應生活；生活的什麼面向會回過頭來改變你的詩？

曹馭博：在淡水租屋處，有個在雨傘運動期間消失的鄰居，當房東拿鑰匙打開他的房間時要探門關心的我一同整理。房間裡，他的生活痕跡那麼地清晰，腳踏車、衣服、書籍……。這給了我很大的震撼，讓我思考如何將日常中的觀察和機緣寫進詩裡。疫情後，和女友協調，一個人上班，一個人在家。淡水我認識了許多人，包含和我的家庭一樣遭受打擊的人們，在家的我，原本想寫關於金融的小說，後來調整成為經歷金融風暴的小說。在即將完成《夜的大赦》時，嘗試寫下了一篇小說，後續漸漸完成《愛是失守的煞車》。小說的細節跟詩不同，目前的我對於兩種文體都抱持著興趣。
林禹瑄：生活像鏡子反射在創作裡，生活中發生的事情，不管是有意或無意，總會跑進自己的生活裡。在歐洲生活時，難民和移民是進入生活的事件。至於如何看待生活，以及看待的角度，卻沒有辦法透過創作來完成，反而需要透過時間讓它自然發生。如果我看東西時，視野並沒有拉高；視角也沒有改變，就會停止重複自己的創作。當我完成第二本詩集時（《夜光拼圖》，二○一三），發現生活開始重複，於是，我停止繼續寫詩。
鄭聿：活跟創作，本來就綁在一起。一般而言，創作很容易定義，相對來說，你要怎麼定義生活呢？要到什麼程度或是自覺，才是「我在生活」？如果沒有好好生活的話，那跟生活綁在一起的創作，是不是就會一起消失？

Q：曾考慮停筆創作嗎？如果有是為了什麼？如果沒有，又是什麼支持著你？

林禹瑄：有一兩年的時間幾乎沒有寫詩，因為陷入了自我重複，停筆的時間不會令人害怕，反而擔心峰頂已經過了。如果生命明天就結束了，也不會有遺憾，覺得足夠了。高中時，學校請來瘂弦演講，他說：「這幾年變得特別胖，可能是沒有寫詩的緣故。」我也常常這樣砥礪自己，太過安逸就沒有辦法寫詩了。
曹馭博：看到其他人寫的詩超過自己，往往會想說那我幹嘛繼續寫，像是楊智傑出版《野狗與青空》時，就覺得最好的詩都被他寫完了，我何必再寫同一方向的詩呢？又好比蕭宇翔開始以長詩來處理科幻素材，之前讀到的總字數幾乎是我的詩集的好幾倍，那我也不必去寫長詩了。以前不會比較，只會埋著頭寫，現在想想，實在很幸福。雖然翻譯也算是創作的一環，但不寫這件事的確讓我很焦慮。
鄭聿：跟創作之間的關係，比較像是在一起很久但沒有分手。二○一四至二○二二，創作上遭遇困頓，但還是半年左右會再想要寫詩。可能是有我想要關心的事情吧，我在乎大家也在乎的，這也是我想創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