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君愷攝於2019台北書展紅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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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你所在的位置走上街頭——陳君愷談《這裡不是一條船》

不同時期的社會運動,表達了不同階段的民主訴求,如今臺灣擁有的自由與民主,皆是前人走上街頭爭取而來。鄭南榕曾說過:「坐船心態與深耕心態,這裡不是一條船,這裡是固定在地球上的土地。」這一句話,如今聽來依舊發人省思。究竟社會運動與生活的關聯為何, 2月15日於國際書展紅沙龍場地,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君愷,為大家帶來不一樣的歷史觀點剖析。

每個人都在社會運動的脈絡裡

生活無處不是歷史的痕跡,每一片磚瓦、每一條道路、甚至每一個人,都有其來處,以及來處身後更久遠的背景;社會如是,現今發達方便、自由安穩的生活,亦非憑空捏造。距今(2019)32年前,臺灣還在戒嚴時期,不能隨意言論、出版、結社以及旅遊等等,甚至常有人突然失蹤、入獄;現在說來也許難以想像,但那是當時臺灣真正存有的生活樣貌。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出現各式各樣反戒嚴的社會運動,訴求徹底解嚴。多次行動後,最終方迎來解嚴時代。

臺灣的歷史事件,一直都有許多學者與知識分子投入研究,陳君愷提出兩者之間的差別,「學者和知識分子不一樣,知識分子會認知到自己是個人、公民,所以他會走上街頭。而學者呢,只利用知識來換取其他利益,如工作、或者錢財。嚴格來說,知識跟他們並沒有產生沒有深沉、強烈的關係,因為知識只是工具。」

陳君愷再進一步論述,不論任何職業,是教師、工程師或者藝人,身為公民的事實和職業的身分,並不互相衝突。如若沒有整個社會體系的維持與支撐,事業並不存在。亦即,公民本身應當先於職業,公民才是人的基本。

關於社會運動的參與與否,時常有人抱持否定態度,這種社會框架與慣性,有其歷史脈絡。戰後氣氛緊張恐怖,政府的策略便是每個人各司其職,當老師的當老師,做學生的去做學生,好好上課工作,把自己的營生事業完成即可,不須干涉、介入公共事務,方便管理統治。對此,陳君愷表示:「這是戰後教育體系很大的問題。這也是我剛剛提到的,如果沒有認真看待自己是人、是公民的身份,而只鎖定在自身的職業,比如是老師或工程師,那就會造成個我與社會的分離感。每個人都只會站在自己的位置,冷眼旁觀。」

臺灣最美的風景為什麼是人?是因為基於人的善意,去執行自我意志,而非職業的緣故。所以當有人迷路需要幫助的時候,人們自然會伸出援手,並不由於你是一個消防員、警察或老師。那是人性最柔軟的啟動。

陳君愷提到,日治時期的臺灣教育,與國民黨統治時截然不同。其時,知名的抗日知識分子──賴和、蔣渭水,兩人皆是醫生,一邊行醫救世,一邊依舊持續抗日行動。其抗日的本源為何?「是思考,」陳君愷強調:「與支持學生們思考的教育體制。當年有許多醫生,參加社會運動,是因為當時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校長高木友枝教導他們:在民主國家裡,少數人應服從多數;但若少數人覺得他的信仰必須堅持,可以革命,但必須有謀略;倘若不幸失敗,也必須有所覺悟,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理性自制的態度,也是校長高木友枝對學生的期許:「當醫生之前,先成為人。」

所有的知識都從懷疑開始

學習歷史多年,陳君愷認為,念歷史,就是追求歷史真相。其中分成幾個部分,第一,什麼是真相;第二,真相如何被追求,需要證據、邏輯,必須一問、再問、再追問,查證、查證、再查證。知識跟判斷事理,是同一個標準。

但傳統威權統治下的教育,不希望公民判斷事理,只一再提出相信政府、相信司法的口號,只須好好工作,其他事情政府會解決處理,陳君愷對此回應:「當結構剝奪了多數權力,並要求不思考的時候,這樣的體系其實更近似於恐怖的專制,比如北韓,所有的人民都覺得自己很幸福,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身處什麼樣的世界。」

很多政治社會事件在如此操作下,變成輕描淡寫的名詞,比如鄭南榕,在課本、教育體制內,只會提及他因為要被逮捕,抵抗而自焚,但其背後的脈絡,像是鄭南榕為什麼這麼做,還有他這樣做,對臺灣民主運動的重大意義,都不曾被提及。

每一年二二八,很多人只會想連假要去哪裡玩,卻從未想過,二二八悲劇當初怎麼會發生,真正的歷史是什麼,陳君愷認真而嚴肅的指出,「如果你不理解真正的脈絡,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識。很多東西對你來說,僅僅是辭彙。因為你還沒有真正地脫離威權統治,心智並沒有產生翻轉。也就是說,你並沒有成為理想中會小心求證,有尊嚴,且充滿生命智慧的人。」

應該如何開始學習查證?陳君愷說道,「必須對任何事情皆應抱持懷疑,尤其是政府。不要養成輕易相信政府的習慣,不管是哪一個政黨掌政,都要有懷疑、檢驗的過程。」他以為,唯有反覆求證,才能夠變成相信的基礎。但相信並不意味此後就完全不思索,仍然得保持持續檢驗的慎重態度。陳君愷講:「以為現在可以投票、言論也自由就夠了的心態,並不正確。我們必須認真檢視威權統治對臺灣造成的長久傷害。唯有思索能夠恢復健全的心靈,臺灣也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幸福的國度,這是現階段轉型正義非做不可的。」

陳君愷自言,與學生相處時,也懷抱相同的態度。上課不止是上課,同時也要帶給學生社會實踐與知識的能量。知識分子若只是關在圖書館研究社會運動,而從來不參與,如何能理解身在其中的責任與狀態?對陳君愷來說,如果有什麼原因,是非得要從學校走上街頭,關心社會運動,那一定是因為,「知識跟生命必須連結在一起。」他的聲音底有著自信與堅定:「希望知識對生活、社會和國家,真的有幫助,而不只是一種謀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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