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艾瑞克．布萊爾（Eric Blair）的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三年出生於英屬印度的孟加拉管轄區。他的祖父是英印軍的軍官，父親是印度總督府的基層公務員，母親則來自在緬甸經營茶葉種植的法國家族。這樣的「全球化」家庭背景，反映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西方殖民主義擴張的縮影。

歐威爾未滿一歲便隨母親和姊姊返回英國牛津 ，八歲時被送往寄宿學校，從此與家庭關係逐漸疏離，尤其與父親更少有接觸。在歐威爾眼中，父親僅是個頑固老人。有學者認為，這種與父親的疏離，成為他日後質疑權威的源頭。但比起這種心理分析解釋，他在寄宿學校的慘痛經歷或許影響更為深遠。

歐威爾形容自己的學校生活是「充滿暴力、欺瞞和祕密的世界」。以獎助生身分入學的歐威爾，背負沉重的升學壓力，不僅遭受嚴厲的體罰，還被逼著考進名校，甚至一度因恐懼而尿床。相比之下，那些富家子弟無論表現如何，都不會受到懲戒。這段寄宿學校的經驗，讓年少的歐威爾深刻體會權威的壓迫與不公。

後來歐威爾順利考入名校伊頓公學，但在十九歲畢業時，他毅然放棄升讀大學的菁英之路，選擇前往緬甸擔任殖民地警察。一九二○年代在殖民地的執法經驗，讓他親眼目睹殖民者對待當地人民的殘暴和苛刻。服務五年後，他辭去這份穩定的公職，投身寫作。一九三四年，他發表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Burmese Days），詳盡描繪殖民地的不公不義，並和同時代許多有志青年一樣，懷抱扶弱濟貧的左翼理想。

歐威爾的轉變

正如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言，二十世紀是「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當十九世紀的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逐漸衰落，左右意識型態的激烈對立貫穿了整個時代。一九一七年，列寧（Lenin）領導的十月革命推翻了俄羅斯帝國，並在內戰中建立了蘇聯，象徵共產主義的勝利。隨後，一九三○年代右翼納粹德國崛起、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美蘇對峙的冷戰局面，無不反映出左右陣營衝突的深遠影響，其餘波甚至影響至今。

歐威爾雖是作家，卻從來不是那種只待在書房埋首寫作的創作者。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爆發，西班牙左翼政府面對佛朗哥率領的右翼叛軍挑戰，許多懷抱左派理想的青年紛紛前往西班牙參戰，支持共和政府。新婚僅一個月的歐威爾，也立刻動身前往西班牙，加入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並親赴前線作戰。他甚至在戰場上遭到狙擊，險些喪命。

然而，真正打擊歐威爾的不是肉體的傷勢，而是在戰爭期間親眼目睹共和軍的內鬥，不同派系之間彼此攻訐，手段惡劣，對內清洗的力度甚至超過了與法西斯軍隊的對抗。身心重創的歐威爾和妻子僥倖逃回英國，這短短七個月徹底改變了他，促使他完成了紀實作品《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在書中，歐威爾敏銳地察覺史達林（Joseph Stalin）掌權的共黨陣營，已不再是社會主義的烏托邦，而是和法西斯政權如出一轍的極權體制。正如學者所指出，經過西班牙內戰的洗禮，歐威爾成為極權主義最嚴厲的批判者，進而完成了《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這兩部曠世巨作。

對極權的批判

在二戰尾聲，作為民主熱切的擁抱者，歐威爾眼見二戰戰火導致極權被視為不得不然的合理選擇，讓他深感不安，意識到極權體制很可能席捲戰後世界，《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就是他替世人敲響的警鐘。在兩部小說之間，他撰寫了短文〈我為何寫作〉，其中語氣激昂地指出，他筆下的每一行文字，都是對極權主義直接或間接的挑戰，同時也是對民主的呼籲。他認為，生於動盪不安的時代，寫作者無法迴避政治議題，在不損藝術性和知識深度的前提下，應以寫作揭穿謊言，讓世人留意真相。

《動物農莊》的寓言，可視為上述宣言的具體實踐。在寫作上，歐威爾繼承十九世紀以來英國文學將動物擬人化的書寫傳統，藉由描繪一群農場動物推翻人類主人，結果反而被豬奴役的故事，不僅諷刺史達林的獨裁，並揭示革命的狂熱終究是如何走向獨裁。當農莊革命時立下的戒律，最終被篡改為「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這句話便成為對史達林獨裁統治的犀利嘲諷，也對任何形式的革命狂熱與偶像崇拜提出深刻反省，更是向世間獨裁者的虛妄與邪惡發出警告。

他強調，不論動機看似多麼高尚與良善，都不應以罪惡的手段進行：「假如你鼓勵極權手段，終有一天這些手段可能會反過來對付你。當未審即監禁法西斯分子變成常態，這個手段或許不會止於對付法西斯分子。」唯有回歸並堅持自由的本質才是解方，尊重並傾聽每一個不同的意見，讓每個小我獲得應有的發聲權利，才能建立健康的共同體。絕非盲目、忠誠地服從某個領袖，賦予其無限權力，自願為奴。

如果《動物農莊》是以蘇聯為藍本的諷刺寓言，《一九八四》便是歐威爾對戰後極權主義擴散的全面批判。

在這部反烏托邦小說裡，歐威爾構築了一個極權統治下的國家，利用這樣的舞台，他將極權統治的手法一一剖析。「老大哥」領導的黨控制了整個社會，藉由思想警察對個人進行無所不在的監控，並利用「真理部」不斷改寫與定義事實，寫下官方版本的真相或歷史，作為思想的宣傳和洗腦，讓人們將「老大哥」當作信仰般地盲從與崇拜。

書中充滿對於極權統治的洞見，反映出歐威爾對政治現實的敏銳。他意識到極權統治，絕非只限於納粹德國或史達林蘇聯，不是行將走入歷史，一時一地的特殊個案，而是在冷戰框架下，蠢蠢欲動的洶湧暗潮。在他可預見的未來，世界各地的大小獨裁者，都將不斷地複製、運用極權的手段，取得權力，控制人民。這些邪惡亦將逐漸擴散，腐化扭曲民主的陣營。因為極權的核心本質就是全面控制，讓己身的權力可以無限擴張，無法容忍世間有允許人們自由發聲和思考的價值體系存在。

《一九八四》最令人震撼的敘說，或許是那「二加二等於五」的隱喻，老大哥不僅塑造真實，並且逼著人們相信，這是極權內在必然的邏輯，他們必須否定世界上一切常識的認知，「要你否認雙眼看見、雙耳聽聞的一切證據」，只求自身權力的延續與膨脹。更可怕的是，當權力無孔不入地介入人的生活，一切都呈現混淆與模糊的狀態，不知不覺，我們失去了反駁獨裁者教條的勇氣與能力。「自由就是能說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書中這句話看似簡單，卻道盡了極權統治的恐怖，以及人身為人必須死守的基本底線。

這或許也是以小說家之姿對抗極權的歐威爾，一生的自我期許，和《動物農莊》初版序言裡那句：「假如自由代表著什麼，那就是有著說出人們他們不願聽到的話的權利。」遙相呼應。

如同那首今日已然變調，甚至無法再被傳唱的歌曲：「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唯有每個人都獲得尊重和保障，社會才能有美好的前景。無知從來不會帶來力量，自由不應建立在奴役之上，和平從來不是對獨裁者的屈服，而是對權力永無休止的監督與抗爭。

一九五○年，歐威爾因肺病去世。冷戰與後冷戰的世界，極權的獨裁者依舊於世間橫行，吞噬著無數的靈魂，無所不用其極地破壞民主。歐威爾留下的警世之聲，彷彿成為一個悲痛的預言，等待後人去傾聽、理解與實踐，那屬於自由的真諦。

參考書目

•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黎湛平譯，《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台北：貓頭鷹出版社，二○二二。
•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張弘瑜譯，《我為何寫作》（Why I Write），台北：五南出版社，二○二二。
• 湯瑪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著，洪慧芳譯，《邱吉爾與歐威爾》（Churchill and Orwell: The Fight for Freedom），台北：麥田出版社，二○一九。
• 艾瑪．拉金（Emma Larkin）著，黃煜文譯，《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台北：衛城出版社，二○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