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位排版尚未問世的 1980 年代，辦一本對抗體制的黨外雜誌，除了持續鍛鍊發揮自身的採訪與出版專業，更需要用各種不同的「機智」手段才能在國民黨政府各種審查與滲透中保護員工、進而向全台灣讀者發聲。

「小時候，雜誌社就是我的遊樂場。」在臺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舉辦的「鄭南榕的機智雜誌社生活！——關於怎麼做雜誌、也關於百分百言論自由」講座中，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長鄭竹梅指著一張黑白平面圖，帶領讀者穿越時光，回到那個充滿油墨味與菸味的《自由時代》週刊辦公室。

這場對談由鄭竹梅與哲學作家朱家安主講，兩人從「戒嚴時期」與「社群媒體時代」雙線出發，拆解一位總編輯如何爭取「百分百言論自由」，同時也探問當下每一個人：活在資訊戰之中，我們是否仍擁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不可以停下來！無論如何每週都要發刊！

對現代人來說，辦雜誌是電腦前的工作，但對鄭南榕與《自由時代》雜誌社員工來說，光是採訪、寫稿只是基本，送印前整個空間都會變成滿是刀片與膠水的戰場。鄭竹梅回憶，當時的美術部門沒有 Photoshop，每一頁版面都是手工剪貼拼湊而成。

每週一次的送印日，辦公室每個人都在忙，總編輯辦公室內，鄭南榕一邊改稿，一邊思考下一步：要是這期雜誌出了，雜誌社就被禁怎麼辦？為了規避當時新聞局的頻繁查禁，鄭南榕展現了驚人的機智。他一口氣申請了二十四張出版事業登記證，今天《自由時代》被查禁了，下週就換個名字叫《先鋒時代》、《民主時代》，唯一不變的，是封面上那兩個紅色的「時代」大字，以及那股與體制周旋到底的韌性。

這種諜對諜的戲碼，在國民黨政府緊盯監視之下，自然延伸到了雜誌社的空間配置與物流。「為什麼雜誌社裡要有暗房？為什麼要自設打字組？」鄭竹梅解釋，這不是為了專業分工，而是為了防諜。「如果送到外面的照片沖印店或打字行，稿件很可能下一秒就會流到警備總部的手裡。」

雜誌印好後，運送更是一場游擊戰。「怎麼運出去？」主持人陳夏民補充了當時的細節：「他們把雜誌藏在菜車的高麗菜底下，甚至利用靈車、救護車來運送，因為警察通常不會攔查這些車輛。」

鄭竹梅也強調，如果沒有讀者與其他協力者同心齊力，《自由時代》週刊也無法觸及全台灣各個角落。「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要傳遞跟傳播，這些事也不是只有鄭南榕一個人做，中間會要有印刷廠，會要有發行商、通路商等單位。那個時代的臺灣人求知若渴，就是希望有主流媒體以外的訊息管道可以知道真相。」

為什麼一定要「百分之百」？

大家耳熟能詳的「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是鄭南榕的名言，但許多人或許會問：九十趴不行嗎？為什麼一定要百分之百？

鄭南榕曾在《獄中日記》寫道，當時美國的自由度是99%，日本是98%，而臺灣只有50%。對他來說，100%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烏托邦，而是一個必須死守的底線。哲學作家朱家安邀請大家思考：確實，現代所有民主國家都一定會禁止某些言論，你不能擅自發佈災難預報，也不能誹謗或詐欺，但在我們討論追求百分百的言論自由時，難道我們追求的是擅自發佈災難預報或詐欺的自由嗎？

言論自由的範圍涉及價值判斷，是民主社會的成員權衡出來的，而這權衡過程，當然也需要言論自由的支持，才有機會實現。

言論自由呈現的「群體生活價值」

朱家安引用英國哲學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分析言論自由能帶來許多重要好處，例如讓人們藉由開放的討論更接近真實，並且能接觸各種價值觀，找到自己認同的人生路線。在此觀點底下，長遠看來，言論自由不只是個人的自由，而是讓人們能夠從彼此得到幫助，一起走向更好的人生。

言論自由不但重要，而且特殊，朱家安解釋：當你擁有言論自由，因此能基於你的專業提供更好的資訊，那麼別人也能因此得到好處。在這種觀點下，言論自由也展現了群體生活的價值。

反過來說，這也能說明，當政府箝制言論自由，這帶來的代價也不只是你不能說話而已：「如果你活在一個不能說真話的社會，你失去的不只是談論政治的權利。你失去的是與他人建立『真實關係』的能力。你不敢跟鄰居抱怨物價，不敢跟朋友討論時事，因為你永遠不知道誰會去告密。極權統治最可怕的，不是關押你的身體，而是剝奪了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朱家安這樣分析。

從警備總部到演算法Rage Bait

然而，四十年過去，警備總部解散，我們現在擁有鄭南榕夢寐以求的自由了嗎？講座下半場，焦點轉向了當代的數位困境。「過去，我們害怕的是『封鎖言論』，現在，我們面對的是『資訊戰』。」朱家安點出了當代最棘手的問題。

在戒嚴時代，獨裁者用「減少言論總量」來控制思想；在社群時代，有心人士用「製造大量垃圾資訊」來淹沒真相。朱家安提到牛津字典的年度代表字 Rage Bait（憤怒誘餌），意指網路媒體故意挑起憤怒來賺取流量。「以前的公共討論無法讓大家接近真實，因為大家怕被抓，不敢說話；現在的公共討論難以讓大家接近真實，因為資訊戰和社群平台的氛圍對誇大、情緒性的資訊有利。雖然形式不同，但結果是一樣的：我們依然無法進行理性的公共討論，基於真實做出政治判斷。」

鄭竹梅也引用了 IORG（臺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當前中共正利用「民主失敗論」等敘事，試圖摧毀臺灣人對民主制度的信心。朱家安總結：「這背後的邏輯，其實跟當年的警總是一樣的，那就是『不把你當人看』。過去的國民黨不認為你值得擁有民主社會公民的種種權利，所以禁止你發言；現在的共產黨不認為你身為民主社會公民的意見有什麼重要的，因此用假消息把你的意見覆蓋掉。」

只懂少少的議題也沒關係

面對資訊爆炸與認知作戰，現代讀者該如何自處？「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培養一種『知識上的美德』（epistemic virtue）。」朱家安建議。不管是我們身為民主社會公民的責任感，還是社群時代的環境，都引誘我們「每個議題都要懂點」，但這或許是錯誤的選擇。假設你很在意某個社會議題，你寧可哪種情況發生？

1. 有兩千萬人，每人花五分鐘了解這議題，然後投票做決定。
2. 有五千人，每人花三百小時了解這議題，然後投票做決定。

議題很多，人也很多，但如果我們每個人的注意力都一樣分散，就只會得到很淺的結果，無法發揮群體的力量。挑一個你在意的議題，刻意阻隔雜訊，深入去讀一本書、聽一場講座，不要一次在意一百個議題，結果只能在每個問題上沾沾醬油，而是好好思考自己能為某幾個議題持續奮鬥。朱家安認為，如此一來，不但議題的專家會增加，我們的生命也會更充實。

鄭竹梅則回應，這其實就是一種「腦部運動」。從戒嚴時期求知若渴的讀者，到現在資訊過載的網民，我們始終需要透過閱讀與思考，來鍛鍊自己的心智肌肉。「回看過去，都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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