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對經典之作《一九八四》並不陌生。這本政治寓言小說歷久彌新，不因現實中的一九八四年過去而過時，其中所描繪的反烏托邦情節，在當代仍然經常引起共鳴。

逗點文創結社與台大翻譯所合作推出新譯本，不只詞彙、句法用心融入當代台灣的語境，讀來極為流暢，對歐威爾精心打造的思想體系及語彙概念的翻譯，也相當到位，能更深入思考作者在情節安排上的前後呼應。新讀者能夠順暢地感受經典，也適合推薦給非初次接觸本作的老朋友，細品本書之於當代的意涵。

簡單回顧《一九八四》在台灣的譯介歷程，可說與每個階段的政治情勢、社會氛圍有相當直接的連動¹。據學者研究，在原文出版（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未滿一年時，一九五〇年的台灣就有了「搶先看」原作第一部節譯本（王鶴儀譯，華國出版）；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紐先鍾譯本，原為供中廣廣播之用，再經曾虛白推薦，才由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曾虛白是當時黨國重要的宣傳官僚，不但是國民黨的中央改造委員，也兼任中廣副總經理、中央社社長²。他更親自為該譯本作序，明確定位《一九八四》為「反共文學」先鋒。一九六七年，萬象文庫以萬仞為筆名，再次出版紐先鍾譯本；一九七四年，黎明出版的彭邦楨譯本，其實與紐先鍾譯本大多雷同，幾乎等於再版。這個階段的譯本，皆強調本書的反共性質，譯介出版甚至帶有官方宣傳色彩。然而，察其譯文與原書比對，多有改寫或刪節、省略之處。何以致之？

當時主政的國民黨雖自稱「自由中國」，但一部標舉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中華民國憲法》，事實上被戒嚴、動員勘亂的戰時體制架空，以反共抗俄的戰爭之名，行極權統治之實，與《一九八四》書中所述極為相似；而書中思想警察與言論審查（乃至於自我審查）的情節，也與現實中的白色恐怖氛圍、情治機關手段若合符節。本書雖被當作反共宣傳利器而受黨國所推崇，但對極權政體的露骨描寫，仍不免有諸多必須調整的隱諱之處。反極權的思想，一但逸脫反共的框架，便不再為當局所容，修改後的譯本也模糊了原作的本來面目。

相對的，同樣在一九七四年由桂冠出版的邱素慧譯本，雖然掛名譯者的確切身分成謎，但譯本除了大致能夠忠實地照譯原文外，還特別在時隔二十餘年後，轉載了已被黨國迫害、不幸病逝的殷海光教授，一九五一年刊載於《自由中國》的評介。這個試探步，可說是當時政治情勢變遷的先聲，才讓本書在台灣初步走出反共文學框架。

嗣後，隨著台灣逐步民主化，各種譯本不斷推出。例如一九八四年，由皇冠出版的香港譯者劉紹銘版本，是台灣首次包括書末附錄的新語語法均有譯出的全譯本。另外，印刻在邱素慧譯本的基礎上，由張靖之補完的新譯本，則是特意選在原書出版六十年後的二〇〇九年六月八日出版，號稱是一甲子以來，台灣第一個正式獲得授權出版的譯本。

隨著冷戰結束、鐵幕瓦解，《一九八四》已走出反共文學窠臼，社會對書中情節共感的對象，也從政治理念上的反極權，轉移到書中所描繪無孔不入的監控科技。

歐威爾的預言，雖然未在現實中的一九八四年成真，但是隨著影像監控日益普及、網際網路從有線走入無線、人人手上都有智慧型手機，加上社群媒體與大數據時代來臨，在在讓人對歐威爾筆下無所不在的監視，與伴隨而來的思想控制，產生愈來愈強的既視感。近來，許多對本書的導讀或引述，都將前述各種科技應用的新發展，以及書中的電傳幕、各種監控技術做類比，藉以示警這些日新月異的科技，將如何威脅當代個人的隱私與自由。

這是將《一九八四》從反極權的政治寓言讀回了科幻預言，在這樣的類比下，此刻的我們，正生活在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更龐大的觀測之下，似乎應該感到更加不安。「老大哥看著你」的重點，從「老大哥」轉移到了「看著你」。彷彿是這些科技本身，而非政治思想才是極權的來源，任何對這些科技的推動與應用，都應該懷疑、警覺甚至反對並阻止，尤其是當公權力試圖應用或介入這些科技時，像是台灣社會對數位身分證的疑慮，科技偵查法草案、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的立法爭議等，可說都是這份警覺的具體例證。

但是，我們不該忘記《一九八四》最重要的核心主題，終究是對極權體制的反思。書中對監控科技與文化產製的描寫，雖然現在看起來像辛普森家庭式的預言，但實際上，只是為了呈現在故事中，如何做到全盤控制思想的文學想像。歐威爾自己可能也不曾想到，當故事的主角溫斯頓還沒滿八十歲（一九八四年時他三十九歲），當代的監控科技早已追上、甚至超越當年的虛構，而且仍在持續進步。但書中的極權政體之所繫，其實並非立基於科技發展，而是來自對純粹權力的狂熱與集體信仰。

小說開頭，溫斯頓寫下疑問：「我明白他們如何做到，卻不懂他們為何要做？」在故事尾聲，由歐布萊恩以絕不偽善的方式回答：「黨會尋求權力完完全全是為了自己……我們很清楚沒有任何人是以放棄權力為目的來爭奪權力的。權力不是途徑，而是目的。世上沒有為了守護革命運動的成果所以建立獨裁政權這種事，只有為了建立獨裁政權才發起革命。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權力的目的就是權力。」

為此，必須堅持老大哥無所不能、黨永遠是對的，當與事實脫節時，就運用權力規訓記憶，修改所有人的心靈（重思！），甚至包括從此二加二等於五。科技在這套體制扮演的角色，只是其中一環，極權政體也未必追求科技的持續發展。統治者小心翼翼確保的，是科技只能用在維護自己權力的面向上，甚至小說中也提到，過剩的生產力，必須在永續戰爭中消耗掉，以免威脅到老大哥。

是以，我們必須時時刻刻警醒的，並不能粗糙地化約為反科技，也不僅僅只是監控科技帶來的隱私及資安風險。科技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端看人類如何運用它。社群平台可以是一呼百應串連對抗當權者的利器，也可能在牆國成為當權者強而有力的監控工具。「老大哥」可能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獨裁者，也可能是跨國資本；可以是具體的個人，或是像英社黨那樣的集體極權。面對科技運作的議題，應該要細察科技運用的監理與背後的權力關係，是否仍在民主與法治原則的制衡之下，針對制度安排有更細緻的討論與行動，不讓單一的「老大哥」專斷掌控。我們或許需要科技，但永遠不需要「老大哥」。

作者簡介：

黃世杰，桃園客家人。曾任職於中研院法律所、桃園市政府，第十屆立法委員，現為法務部政務次長。

注：

1. 參考蔡昀汝。〈譯者的知識份子角色──以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譯本探討政治背景對翻譯之影響〉。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二〇〇七。李明哲。〈從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譯本看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二〇一〇。以及Shan, Te-hsing. “The Reception of George Orwell in Taiwan.” Concentric：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40 (2014): 97-125.
2. 林果顯 。〈來臺後曾虛白的宣傳工作與理念(1949~1994)〉。《國史館館刊》39 (2014) :117-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