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著對出版產業的焦慮與探問，逗點總編輯陳夏民與韓中譯者陳雨汝、紀錄片導演廖建華數度飛往韓國參與各式書業活動，採訪二十組獨立出版人和相關人士並寫成《做書的人》系列著作。本文撰寫於2026年初，將帶領讀者重返這趟跨國踏查的幕後現場，並和大家一起思考，為什麼做書的人要去採訪做書的人。

做書是有一點尷尬的志業，賣得太好可能被人嫌棄太商業化出賣靈魂，賣得不好雖然好像是正常的事，但看到庫存太多又是一肚子火，不知道對誰抱怨只好生悶氣。

逗點出版的總編輯陳夏民，帶著自身對出版產業的疲憊與職涯焦慮，偕同韓中譯者陳雨汝、紀錄片導演兼攝影師廖建華，自2023年起數次飛往韓國，深入首爾和京畿道各地，探訪了二十組韓國獨立書業人士，並將這些珍貴的對話與觀察，撰寫編排成《做書的人》與《做書的人2》這兩本著作。

或許是恰好搭上了 K-Pop 與 K-Drama 的全球熱潮，又或者是2025年臺灣首度成為首爾書展主題國的熱血激昂，「做書的人系列」不僅讓人看見韓國出版業掙扎卻依然閃亮的生命力，更在港臺的出版從業人員與讀者間掀起了一股熱潮。許多人帶著這兩本書當作旅遊指南，飛往首爾書展按圖索驥參觀拜訪書中介紹過的出版人。

要不要互動一下？當書展不再是拍賣會

談起對韓國首爾書展的第一印象，廖建華的感受十分直接：「在臺灣，我一直覺得臺北書展比較像是一個拍賣會的感覺，就是去那邊買打折便宜的實體書。」他觀察到，走進臺北書展，映入眼簾的往往是各種折扣數字的干擾。但首爾書展截然不同。「其實沒有拍賣會現場的感覺，比較可以感受到策展帶來的互動。」

陳雨汝也深有同感。從2018年首次造訪至今，她看見了韓國人如何將「賣書」包裝成富含體驗與互動的交流。「他們沒有用書展的角度去做，而是用展覽的方式……幾乎每家出版的攤位都有互動的裝置，有點像是騙你去做一點小遊戲。」她回憶某家出版社的巧思：「他們設置傳統電話亭，讓你撥電話拿起傳統話筒來聽，然後另一端就（自動播放有聲書）傳來有人為你讀詩的聲音，有種浪漫情懷在裡面，然後告訴你是哪一本詩集，如果聽了喜歡，很容易就被吸引去買書。」

甚至在韓國證券金融APP的展位上，參觀者可以將各種類型的理財單頁文章，DIY裝訂成一本專屬於自己的Zine（小誌）；又或者在時尚雜誌專區，只要掃描 QR code申辦APP並回答問題，就能從經過挑選的帥氣男孩或美麗女孩手中，領取一本與自己性格相符的「盲書（覆面書）」或抽獎贈品。

《做書的人》逗點三人組其實也曾在韓國擺攤賣書過。2023年十月，在首爾獨立書展（Seoul Publishers Table），原以為靠著精心翻譯成韓文的出版品能大放異彩，沒想到最後書沒賣幾本，賣得最好的竟然是「鉛筆」。陳夏民笑著說道：「大家前來我們的攤位，第一個拿起來看的都是鉛筆，然後就問我多少錢……書雖然會拿起來翻，但都客氣放下。後來我們乾脆專心賣鉛筆，好險鉛筆最後賣光，謝天謝地。」這讓他深受刺激：「有時候我們做內容的人，會誤以為只要文本能翻譯好，就可以直接跟對方溝通、甚至銷售了。事實上，沒有。消費者還是會以直覺反應，喜歡不喜歡其實都是一翻兩瞪眼。所以在韓國擺攤時，我們也一直修正書的擺法或是介紹模式。」

邊緣之邊緣，微小聲音的巨大共鳴

韓國獨立出版的蓬勃，並非僅僅建立在新潮帥氣的書籍設計上，更在於他們勇於碰觸主流市場避之唯恐不及的議題。《做書的人》第一集與第二集中，涵蓋了性別平權、酷兒文化、勞工運動、甚至社會災難（如世越號與梨泰院事件）等深刻面向。

陳雨汝特別提到在第一集採訪的「春日警鈴」（봄알람），這家出版社的誕生與2016年震驚韓國社會的「江南站女性隨機殺人事件」息息相關。面對強烈的父權結構與性別對立，他們出版了《我們需要語言》，教導女性如何開口反擊，熱賣九萬本。不僅如此，陳雨汝對這家出版社將生硬、不討喜的性別議題轉化為迷人視覺的手法大為驚豔：「他們善於用設計語言去詮釋議題，例如他們官方網頁，很多單元就像在玩翻牌卡的遊戲。」此外，當春日警鈴決定出版揭發韓國政界高層性侵案的《我是金智恩》時，發行人李讀盧第一反應竟是先查看銀行帳戶，確認剩下的錢是否付得起律師費。陳雨汝深刻感受到這股勇氣的震撼：「基本上大家都不想給自己找麻煩……但讀盧卻選擇了做正確的事，這等於是有可能要賠上整間出版社。」這位韓國的獨立出版人球來就打，用毅力、創意與精準的設計，將微小卻不容忽視的聲音化為巨大的共鳴。

這樣的精神在《做書的人》第一集與第二集彷彿成了隱形的接力棒，在不同出版人之間傳遞。雙人組出版社「暖灰藍」（warm gray and blue）的書中蝴蝶頁永遠印著一句話：「我們做書，為了微小的聲音。」他們為性少數群體、憂鬱症患者，甚至是有刺青的女性發聲。而「詩冊出版」（Fascicles）的發行人朴惠蘭，不僅親自翻譯艾蜜莉・狄金生的詩集，更出版了《乾癟的樹木總有一天會開花吧》，這本書結合了慰安婦倖存者金福童奶奶生前留下的二十四幅畫作以及畫家金址炫的畫筆和文字，讓數十年的沉默得以發聲，傳達給當代讀者。

看似難以親近的詩，也以滿載創意的方式走入人群。「口袋詩」（주머니시）的發行人宋流水，將詩集設計成香菸盒，一套四盒，每一盒裝著二十張詩卡，正面印著引人入勝的短句，背面則是完整的詩文，讀者甚至能將喜歡的詩卡隨手送給朋友，讓閱讀、收藏與分享都變得毫無負擔。

「人權記錄活動作家」朴喜貞將寫書視為一場「為此刻的記憶抗爭」的社會運動。她長年深入世越號船難、梨泰院踩踏事故、釜山兄弟福祉院等災難與人權侵害現場，以文字忠實紀錄、傳達那些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悲鳴。面對充滿傷痛的家屬，朴喜貞在受訪時道出了他們不屈的意志：「他們不願讓自己的孩子白死，抗爭了十年，努力不要讓其他人遭遇同樣的死亡和悲劇，要讓社會產生變化，打造更安全的環境。」

凝視社會的黑暗面難免令人疲憊，但她堅定地告訴逗點三人：「和口述者的互動，保護了我，讓我能免於多疑和嘲諷。」對朴喜貞而言，出版與記錄不只是為歷史留存檔案，更如她所堅信的：「人權記錄是為了想了解不一樣的世界，並且打造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不逃避的勇氣：浪漫濾鏡外的現實挑戰

這趟旅程並非永遠光鮮亮麗，隨著進一步的了解，韓國書業的隱憂與創作者的掙扎也逐漸浮現，而這些現象也與臺灣當前的產業變動息息相關。

針對2025年首爾書展的觀察中，陳雨汝敏銳地指出了首爾書展在疫情後所產生的質變：隨著政府文化預算的刪減，過往讓獨立出版人能與大眾面對面的獨立書區被大幅壓縮。「這兩年比較像百貨商場。」陳雨汝不諱言地表示：「想賺錢的感覺變得更強烈一點……」她注意到一年一度的「韓國最美的書」（Best Book of Korea）展區，竟草率地分配到場館最邊角的位置，展台搖搖欲墜。「這麼『落漆』的展示區擺著說是 Best Book of Korea，像話嗎？很不尊重書嘛。」

不僅是大環境的預算與空間受到擠壓，在演算法主導市場的年代，獨立工作者本身的焦慮也從未停歇，但除了焦慮，他們在意的是自己還能做些什麼。「書工房」（책공방）的創辦人金真燮，為了保存韓國幾乎消失的活版印刷機而在偏鄉租下倉庫，在找到政府補助之前，每月開銷驚人，他堅定地說：「如果看不到未來是最茫然的，如果知道自己要往哪裡走，就算辛苦，也不辛苦。」

這分清醒，同樣帶給紀錄片導演廖建華深刻的反思。在看過這麼多中小型出版的生存樣本後，廖建華意識到，文化產業不必一味追求龐大與主流，只要清楚自己想傳達的訊息，確實抓緊受眾，就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姿態。

每一次閱讀，都是撐起多元社會的行動

「迷鳥社素羅」的金素羅曾說，她將品牌取名為「迷鳥」，是因為某天覺得自己口袋沒錢、對未來茫然，就像一隻迷路的鳥，「但迷路不一定都是壞事，也可能會有好事嘛。」

陳夏民、廖建華與陳雨汝的韓國書業踏查，乍聽之下可能會認為他們此去是為了尋找拯救臺灣出版業的萬靈丹，但閱讀完做書的人的故事，或許會發現，他們三人透過做書，映照出韓國職人由思索和煩惱而生的堅定，也呈現了臺灣獨立出版的相對位置。韓國很厲害，臺灣也不差，這些在韓國、臺灣的做書的人，多年來在每一次書展、每一本書中，都透露了為多元議題奮力發聲的強悍韌性。

或許就是這種強韌的精神，藉由書傳遞給更多讀者，他們在instagram上記錄讀後心得，不忘tag那些遠在韓國的出版人；更有臺灣讀者帶著《做書的人》在飛機上讀到動詞出版社為女同志拚搏生存空間的故事而落淚，直接到首爾書展現場，向兩位出版人致意；也有人在2026年臺北國際書展買了《做書的人2》，不到幾天讀完就前往Storage Book and Film書店，向店主兼出版人Mike表達，好喜歡他的故事與書店。

這些有如《做書的人》番外篇的讀者回應，證明了出版從來就不是單向的輸出——沒有「讀者」的參與，生態系就無法完整。

「為什麼做書的人要去採訪做書的人？」曾有人在活動現場對陳夏民提問，他想了想，慢慢回答說：「一個人在台灣做書很孤獨，所以我想知道，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和我從事相同工作的人，他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這可能也是讀者能夠在此系列訪談中得到的，同樣愛書的人，是如何繼續往前走，一邊克服難關，一邊享受志業。